来源：时政国关分析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作者：尹继武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内容提要］ 国家间共识的构建、稳定及变迁，是双边关系发展及区域合作变化的基础。中美战略共识可以以关系 性质、政策底线、行为规范和利益认知四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影响和塑造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 稳定性的因素包括领导个性、领导风格与团队、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总体上，特朗普执政初期 领导个性的作用较大，而领导风格与团队、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将在中长期意义上影响中美战 略共识，其中实力对比和国内政治因素是未来中美战略共识演变最为核心的影响要素。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合作与冲突的研究重点考察物质、制度或观念的作用，并未系统提出有关共识的逻辑命题。少数关于制度的讨论倾向于将共识看做制度的微观基础； 观念本位的建构主义重视共有理念的文化建构； 政治心理学路径的共识理论强调主体间共识的虚假性。这些讨论都未涉及共识变迁的国内政治逻辑。总体而言，国内围绕国际战略共识变迁的国内基础的讨论还不系统。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建交以来形成的战略共识受到的重大挑战，可以作为考察战略共识变迁影响机制的现实案例。执政初期，特朗普对中美建交以来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诸多领域的战略共识发起了挑战。例如， 2017 年 12 月 18 日， 特朗普政府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这表明中美两国在战略定位上出现分歧。凡此种种，皆预示着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将面临不稳定甚至是破裂的危险，中美关系将进入较为消极和紧张的战略竞争阶段。对特朗普执政以来影响中美战略共识变迁的美国国内政治逻辑进行研究，有助于为中美双方在新时期共同塑造新的战略共识打下基础。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一、中美战略共识的四种维度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目前，学术界在分析中美战略共识时往往从中美各自的对外战略史、双方的认知差异等角度出发，很少有文献分析中美战略共识的层次和内涵，进而准确剖析双方对于中美战略共识的认知差异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基于此，有必要对战略共识的内涵进行界定，进而分析中美战略共识形成、变化以及重塑的路径。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 一） 关系性质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包括敌人、对手、伙伴、盟友等基本类型。 中美战略共识的核心基础是对双方关系性质的判定。在不同时期，中美之间关于双边关系性质的判断是不同的，这体现出关系性质的情境性和历史性。例如，在中美建交之初， 由于中美双方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方面具有部分一致的战略利益，双方认为彼此间是合作伙伴甚至是准盟友的关系。不过双方对于中美关系性质的界定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差异。中国文化对于“关系性质”的判定是非常重要的，并根据关系性质来遵循不同的行为规范和交易原则。而在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中，盟友或敌人等截然不同的关系判定只是基础，利益才是更重要的准则，但意识形态因素在利益判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双方对建设合作的伙伴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构建了“非敌非友”的战略合作关系。然而，这一关系性质定位在特朗普上台后遭到破坏，美国开始以战略竞争对手来定位与中国的关系。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 二） 政策底线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政策底线是中美之间形成的关于政策表达及其敏感性的共同认知。首先，政策底线是历史形成的。中美在战略合作与冲突的历史中，通过斗争、博弈逐步了解对方的政策底线。例如，中方关切的核心利益问题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 障” 。其次，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双方的政策底线设立了基本原则，如“一中原则”等。围绕美售台武器问题以及“一中原则”，在《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和台海危机等事件中，中美双方达成了关于 台湾问题重要性的底线认识。比较而言，美国的政策底线意识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护其利益及意识形态，在具体执行中受到不同领导人和党派偏好的影响。 例如，奥巴马政府时期国务卿希拉里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特朗普政府则淡化意识形态，更加偏重获取利益和维护竞争原则。关于政策底线的共识需要中美双方经过战略博弈加以认知并确定。特朗普上任初期挑战“一中原则”，但在后来又表态予以尊重，这反映出中国政府有效地确立了政策底线，并与美方重塑了在“一中原则”上的底线共识。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三） 行为规范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在具体的战略行为方面，中美战略共识表现为对于相关行为规范是否接受并认可。相关的规范首先包括国家主权及其行为规范的行使边界。 中国一直强调主权的至高性，不容许美国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进行干涉，提出并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美国则一直坚持干预论，基于价值观和利益肆意干预他者。其次包括责任规范， 如在全球和地区传统安全问题及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美双方对于如何承担责任存在分歧。美国希望中国在朝鲜核问题、阿富汗重建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中国对美国在全球气 候等问题上规避责任感到不满。在如何规避冲突方面，由于利益、实力的差异，中美在地区争端和军事安全中遵守的行为规范不同，例如在南海问题上美方强调自由航行，对中国建立防空识别区表示不满。尽管如此，中美还是能就建立海上冲突沟通机制等问题达成共识。总之，中美战略共识在高层次的战略定位和政策底线之下，还包括具体的行为规范共识，而这些是由战略定位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各自对共同利益的认知所决定的。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 四） 共同利益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战略共识是对于共同利益的一致性认识的外部反映，因此，中美战略共识形成的客观基础是双方共同利益的形成和正确认知。从全球层面来说，中美在规避大国冲突、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对于中美各自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对于如何对待恐怖主义组织，中美双方一直保持较高的战略共识。在相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中美之间实际上也存在共同利益，如东北亚局势的稳定对于中美两国均很重要。中美双方只有认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可能形成合作的战略共识。当前在经贸等领域，由于双方对于共同利益以及各自获益存在认识偏差，中美在经贸问题上无法形成战略共识。特朗普要求将经贸问题与安全议题挂钩、威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这些举措背后反映出双方利益认知方面的分歧。 总体而言，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培养和发展对双方塑造更多的战略共识是非常重要的。退一步讲，假使中美不存在共同利益或共同利益较少，中美也能形成暂时性的战略共识，但这种战略共识可能是虚假的。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二、共识变迁的国内政治基础：美国国内影响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稳定性的因素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2016 年，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在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特朗普就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挑战中美已经形成的战略共识。执政前期，特朗普政府通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安全战略报告》系统定位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这种战略竞争包含多维度的内容，既有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也有在经贸等领域的竞争。这表明，中美建交以来支撑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共识已经受到挑战，塑造新的中美战略共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一项艰巨的任务。从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分析，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的稳定性受到美方领导个性、领导风格与团队以及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因素的影响。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 一） 领导个性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特朗普的个性是影响和决定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稳定性的一项基础性因素。特朗普个性独特，缺乏从政经验，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从一开始就显现出颠覆传统的特点。特朗普个性中的以下特质将对中美战略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其一，不羁善变的人格特质。不羁善变是特朗普最为核心的人格特质，这决定了特朗普从本性上不愿意遵循各种成规和政策共识，他喜欢依据自己的直觉、爱好而恣意妄为。在特朗普参加竞选期间，打破传统、不受约束成为他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在赢得选举但并未正式就任前， 特朗普就曾对媒体表示美国没有必要遵循“一中原则”，他上任后就要对中国提出控制外汇的指控并对中国征收 45% 的高额关税等。由此可见，特朗普的个性决定了他是个打破传统、挑战共识的破坏者，加之他并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所以特 朗普不会从内心真正重视中美战略共识中关于中美关系的性质判定、政策底线、行为规范和利益界定等方面的内涵。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其二，任性的性格特质。相关研究表明，特朗普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自恋和极为自信，在此基础上，他表现出任性的性格特质，不愿意受到传 统官僚政治、决策程序的约束。任性是不羁善变 核心人格特质的演化，在言行方面会产生一系列 负面政治后果。例如，特朗普自身的言行表明他 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比较随性，不愿意受政 治规矩和规范的约束，喜好推特（ Twitter） 治国。 特朗普偏好依靠直觉决策，他不会在乎挑战中美 战略共识可能会引发国际危机或者国内政治和舆 论的反弹。在构建核心团队方面，特朗普的任 性导致了其核心政治团队的不稳定，进而使得提 出的政策极不稳定、不连续。在特朗普的核心团 队中，对华温和派逐步受到排挤并纷纷辞职，这对 中美战略共识的稳定造成了极大影响。此外，由于行事任性，特朗普在国内政治上遭遇诸多挫折。 为了转嫁矛盾，他更愿意在总统权力受限制相对 较小的外交领域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上有所作为， 以获取自由的权力使用空间，改善在国内政治领域的窘境。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其三，缺乏相应的政治知识和规范。特朗普在选举过程中擅于制定选举策略、煽动民众情绪，在获得民众支持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具体执政时缺乏政治经验，使得他的政策具有随意性且成效受到诸多局限。特朗普对国内政治和外交中一些基本规范的政治含义并不了解。在就任初期，他对中美战略共识的挑战部分源自其政治知识的缺乏，做出诸如接听来自台湾地区的政治电话、在媒体上公然挑战“一中原则”等行为。这些举动表明，他并未清楚意识到相关政治言论和行为的负面意义。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综上，特朗普的领导人个性在影响中美战略共识方面呈现出一些特点。在特朗普执政初期， 受到新政府政策制定和团队建设不稳定的影响， 这种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特朗普自身个性因素主要对中美战略共识的稳定产生消极影响，但随着双方进一步的博弈与往来，领导个性产生的影响将得到一定的约束。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 二） 领导风格与团队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虽然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内部的政治运作看似混乱，但不能否认特朗普具有独特的领导风格、 交易哲学和行为规范。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其一，特朗普展现出缺乏深思熟虑的领导风格。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具有一系列特点，如作风专断，不喜欢依靠专家和官僚；更多地从自身的偏好出发选择政治团队并制定政策； 缺乏长期的战略规划性，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这些特点导致特朗普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并不是十分在意中美之间性质定位的表述。与关系性质定位上表现出的随意不同，特朗普更在乎在当下的问题中获取利益，不甚在意建立和维系长期的关系。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其二，特朗普在对华战略上实行议题联系的策略。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于交易艺术颇有心得，也非常乐意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运用议题挂钩的手段。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前表示，“美 国没必要遵循一个中国原则，除非中国在经贸领域作出让步” ，这事实上是将中美已经达成共识的“一中原则”作为交易筹码，以期获取中国在其他领域的妥协或让步。事实证明，在触碰到中国的政策底线时，特朗普的交易哲学无法实现，且无法单方面塑造中美之间关于交易的行为规范。因而，在2017 年2 月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通话 中，特朗普重新回归双方既有的战略共识，表示出对政策底线的认同，即美方“尊重一个中国原 则” 。2017 年4 月“习特会”后，两国关系戏剧性回暖，特朗普展现出对中国政策底线以及对两 国领导人之间友谊的尊重。当然，特朗普之所以作出这种转变，也是因为他在试图运用交易和议题挂钩策略，希望中国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从经济等方面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 力。随着2018 年初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特朗普对中国作用的期待下降，加之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经贸问题上受到政府内部部门政治和利益的驱动，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不满足于议题交换，而是采取议题联动，并且不排除展开全面竞争态势。 综上，特朗普以其自身特有的交易哲学，试图将中美之间政治、安全和经济等议题挂钩。目前，中美双方在交易行为规范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总体上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在塑造交易行为规范方面尚处于初始的磨合期。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其三，交易行为规范背后，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实用主义理念，而非看重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外交哲学。特朗普政府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 关系，其实用主义特点表现无疑。在议题挂钩方面，特朗普政府看重的是确立交易行为规范以及从具体交易中获利，而不注重建立战略共识。特朗普政府对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议题普遍进行交易尝试，目的之一在于试探中国的战略意图及政策底线。中国坚持政策底线的行为可以使特朗普避免形成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可以交易的错误观念。随着朝美关系的缓和，特朗普对中国角色 及其作用的预期下降，在实用主义影响下，特朗普政府在参与塑造中美之间行为规范时会更偏重使美国获利。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其四，特朗普内部政治派系的争斗。特朗普自身缺乏外交经验，因而其核心团队对于特朗普政府将实施何种对华战略、将与中国建立何种战略共识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团队的偏好与特朗普个人偏好是否匹配是一个重要因素。一 方面，特朗普在组建政治团队时步伐较慢，人员背景单一（ 以家族成员和军方、商业界人士为主） ， 且团队的稳定性较差。特朗普就任两年内，弗林、 班农和蒂勒森相继辞职，初期组建的政治团队人员变动频繁，这不利于特朗普政府维持稳定的对外政策偏好，也不利于中美建立与维系稳定的战略共识。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内部派系斗争将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从政治立场来看，特朗普政府内部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库什纳、蒂勒 森等为代表的温和派，对华持接触与合作的立场； 另一派是以班农等经济民族主义者加军方背景为代表的强硬派。派系争斗以及不同派系与特朗普本人关系的变动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也处于变动之中。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 2015 年开始的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大辩论到2018 年初已基本形成共识，美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失效，应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战略竞争。这从根本上制约 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塑造战略合作的共识。而特朗普自身的人格特质因素及其长期坚持的利己偏好与美国国内的对华战略转向具有一致性。当前特朗普团队内部不同势力斗争导致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特朗普自身的权力集中及其政策偏好影响愈发增大。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 三） 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的重塑与演变还受到结构性因素及美国国内对其认知的影响。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其一，中美战略合作与稳定的大局。从大局观出发，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稳定对于双方以及全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中美双方均没有将关系性质定位为敌人，而是介于战略竞争对手与伙伴关系之间。中美之间（ 尤其是经贸领域） 的相互依赖程度虽然较大，但随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大，特朗普政府自2018 年初起开始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早在2015 年美国国内对于中美经贸关系不平衡的声音就开始增多，而特朗普自身的自私理性正好与美国更加内向化的趋势相契合。 以前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压仓 石”，现在受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的影响已成为中美之间最为紧张的领域之一。中美自建交以来虽然经历过危机、冲突和竞争，但战略合作与稳定还是主流。特朗普执政初期政府内部也有较为 温和的合作派，但美国很快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内对华“接触”的政策声音几乎消 失。虽然两国并未走向敌对关系，但中美合作与稳定的大局越来越受到美国的破坏，合作大局对 塑造与维持中美战略共识的影响逐渐减弱。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其二，中美双方实力对比的逐步变化。基于 现实主义的逻辑，中美实力对比及其变化是中美战略共识演变和发展最为根本性的驱动力。从历史发展来看，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建交是双方从战略利益角度出发进行的理性考虑，但由于当时中美之间实力以及各自战略需求的差异，中美在台湾问题等方面只能形成美方占据优势的潜在战略共识。而后，《八一七公报》谈判和几次台海危机都是中美之间实力对比变化与较量的结果。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实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到增强，成为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此背景下，美方也曾有挑战“一中原则”的举动。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美国受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而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全球政治实力一直保持稳健增长，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中 国在重塑中美战略共识的过程中将能发挥更大的能动性。2017 年底，特朗普政府开始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反映出中美实力差距缩小正在逐渐促使美国重塑中美战略共识。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日益感受到双方实力对比接近所带来的战略压力，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将更为消极保守，坚守美国利益优先的原 则，更为强调竞争甚至对抗的战略定位，而不是合作定位。2017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反映了当前美国国内的战略共识，这种国内战略共识与特朗普的政策偏好相吻合，决定了未来中美战略共识中关于定位的分歧将长期存在。实力对比的变化，对中美战略共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有对关系性质以及底 线政策的打破，也有对具体行为规范、共同利益的重新调整。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其三，认知结构的差异。中美双方敏感问题和利益关注不同，首先是由中美之间的权力结构决定的。作为守成霸主的美国更为关注中国崛起对自身地位和国际秩序的所谓“挑战”，对中国认为合理的主权维护和国家发展诉求更为敏感； 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更为关注美国战略举动对于自身的遏制和不善意图。此外，美国倾向于夸大中国的实力，要求中国在全球以及区域问题上承 担更多责任；而中国更加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更加强调自身对外战略的内向性。中美认 知结构的差异还受到美国政治变化的影响。 美国不同党派背景的领导人执政后所关注的中美关 系议题和战略优先方向也不同。例如，奥巴马政府更为关注南海、人权、规则等问题，而特朗普政府将朝核问题和经贸问题作为中美之间的优先议题。因而，不同政府时期中美之间战略共识的侧 重点不同，甚至与前任政府达成的战略共识在下 任政府那里并不能自动得以“延续”，双方需要形 成新的战略共识。最后，中美文化以及认知方式 存在差异。例如，美国更为强调实际利益，倾向于解决具体的问题，这在特朗普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而中国的外交思维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和关系性质的重视，因此，中国在寻求战略共识的过程中更加重视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和性质界定，这也是中国一直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并试图让美方接受的原因。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四）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变迁的逻辑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综上，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经历了较大的变迁过程，传统的“非敌非友”的战略合作关 系逐渐让位于战略竞争关系。特朗普政府在台湾 问题、经贸问题等领域尝试冲击中国的政策底线， 中美共同利益的界定正经历重新调整，在不断的 战略竞争与摩擦中双方试图塑造新的行为规范。 而在中美战略共识的变迁中，美国领导人个性、领 导风格与团队以及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都对中美 战略共识的四个维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见表 1） 。与中美战略共识发生重大变化相对的是，特 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战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从总体趋势来看，特朗普执政初期领导个性因素发挥作用较多，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内政和外交逐渐适应，领导风格和团队、中美实力对比及美国国内对此的认知等因素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特朗普政府初期中美战略共识的动荡是一种“突发的脆弱”，而后来中美战略共识的破裂与重塑，则 是一种“稳定的脆弱”。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和战略定位进一步走向消极，中美关系的合作与稳定将更为艰难。未来一段时期内，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重点重塑中美战略共识中有关行为规范的内容。特朗普政府内部强硬派占优势以及美 国国内对华战略消极共识的形成将对中美战略共识产生破坏性影响，美国领导人偏好和国内共识在对华全面竞争态度上趋同将成为两国形成新战略共识的制约因素。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三、结语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战略共识受到严重挑战。特朗普执政初期在言行上挑战“一中原则”， 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经历一系列震荡和磨合后，由于特朗普自身个性因素 所破坏的中美战略共识的稳定性得以恢复，中国的政策底线得到尊重。随后，特朗普政府挑战了中美战略共识的其他三个维度的内容，即中美关系性质的定位、行为规范的建构以及共同利益的界定。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的变化反映出共识变迁的国内政治逻辑。现有的研究或者将特朗普的个性作为影响中美战略共识与合作的核心因素，或者将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看做是决定性因素。但本文认为，在特朗普上台后的不同时期，影响中美战略共识的关键因素发生了变化，当领导人个性因素影响减弱、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占据主导之后，中美战略共识变化背后的美国国内政治逻辑日益凸显。总体来说，基于特朗普上台后的案例分析，可以总结出影响中美战略共识变迁的一些经验。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第一，明白分歧和差异是建构和维持中美战略共识的重要前提。中美之间存在诸多的差异， 包括领导人个性、政治体系内部结构、利益认知、文化认知方式、实力对比差异等，因此，中美战略共识需要在辨析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双方的共同点。中美建构战略共识并不是消除双方的差异， 而是建立一种“差异的共识”以及对领导权共享的共识。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第二，国内政治因素和实力对比及其认知因素是影响中美战略共识的核心因素。特朗普自身的个性因素在经历政治实践之后可能会变得更为确定，但美国国内对华消极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 对华政策偏好走向消极已是趋势。中美实力对比仍处于变动之中，对此认知及心理调适的滞后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特朗普核心团队逐渐完善，内部政治分裂日渐弥合，特朗普政府中对华友好、合作的力量暂时难以取得主导地位。中美实力接近导致美国产生霸权焦虑，并将中美关系定位为竞争关系作为回应，这一定位将对塑造战略共识起到基础性的作用。特朗普自身的政策理念与美国国内政治共识进一步合流之后，传统的中美战略共识将受到更大挑战。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第三，警惕虚假共识可能带来的危害。由于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中国与美国难以建立完全、真实且一直不变的战略共识，更多是寻求部分共识。需要经历较多的战略博弈才能明确双方的真实意图、策略和手段，并就行为规范和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美国认为中国在长远期将对美国造成威胁，但在短期双方具有一些共同利益，因此，中美合作主要是出于战略考虑，而非真正“志同道合”的合作。战略共识一般通过领导人的话语表述，并由双边关系公报等正式文件加以确认，但话语表述和文件声明并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战略共 识已经形成。因此，尽管首脑外交对中美关系起 到引领作用，但对稳定中美关系起到的作用仍然有限。首脑外交是防止误判、澄清意图的重要渠道，但如果对特朗普个人过于期待，相信他给出 的“任性或虚假承诺”，或者对领导人之间的友谊过于热衷，那么很可能得出一些中美之间的虚假 战略共识，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带来战略误判和其他消极战略后果。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双月刊） 2019 年第1 期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qLC中浙网 – 中国浙江网_浙江省地方综合性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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